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变量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季度宏观政策报告论证会，主题为“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潜力”。
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在围绕2021年第二季度CF40宏观政策报告《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下行》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赶超进程没有脱轨，但生产率提升动能转换，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变小且学习难度变大，需要学习前沿经济体经验并结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才能够实现生产率提升。
他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日本、韩国等其他赶超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一致。一是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跨过了投资高峰期，二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放缓，同时开始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
与会专家认为，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仅仅依靠实际经济增长完成目标难度较大，国际经验来看，汇率升值贡献更大，其背后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即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与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趋势下行相悖，值得深入研究。
与会专家建议，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经济增长动能，需要促进人口等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一是适当放宽政策，允许将宅基地转为集体用地后再入市，建立相应社会保障体系；二是通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但多数专家也表示，政策设计除了考虑经济效率外，仍需平衡好各方面成本，综合考虑人口聚集后的教育、城市可容纳度等资源匹配、区域战略发展等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
”图 / 摄图网
CF40资深研究员张斌认为，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告别了前一个十年的高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单边下行，主要由人口增长放缓、结构改变以及劳动生产率趋势性下行驱动。
劳动生产率变化可分解为结构效应与收敛效应，前者指劳动力和资本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后者指发展中国家在相对前沿国家（以美国为代表）低收入时期，学习空间大（有的学），通过规模资本积累和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容易学），实现快速的生产率提升。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其他赶超经济体类似发展阶段一致——
一是中国在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跨过了投资高峰期，中国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且学习难度上升，劳动生产率提升放缓，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减速的七成。
二是经济活动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放缓，再加上经济活动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这解释了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下行的三成。
对中国来说，第一，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的赶超进程没有脱轨。尽管中国经历了持续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与日、韩、中国台湾和部分欧洲经济体在相似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时期相比，都处于类似水平。
第二，生产率提升动力转换，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变小且学习难度变大。生产率提升从物质资本积累驱动逐渐转向知识和技术驱动，从标准化的资本品行业转向高端农业和制造业、IT、教育科研、医疗、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来自前沿经济体的标准化学习内容占比下降，非标准化学习内容占比提高，需要学习前沿经济体经验并结合本地更加精巧的制度和政策设计才能够实现生产率提升。
对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至关重要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了2035年远景目标，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前，中国人均GDP约在1万美元水平，而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约在4万美元水平。
与会专家认为，要实现远景目标，经济年均增速不能低于4.7%，要达到6%甚至8%以上，仅仅依靠实际经济增长完成目标难度较大。
从日本和德国经验来看，它们在与中国相似的发展阶段，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持续缩小，这一过程中汇率升值的贡献大于实际经济增长，德国汇率升值贡献占比达到2/3，日本也达到了60%。
而长期来看，汇率升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提升，即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与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趋势下行相悖。
因此，厘清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的因素，探究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中国经济潜在能力，对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至关重要。
有专家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症结在于经济资源空间错配导致经济增长效率下滑，体制改革有助于释放中国增长潜力。
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力量相反：离港口或者大城市越远的地方，经济规模越小、人均GDP越低、人口净流出，房价也越低，但却得到更多财政转移支付和土地供应，投资对GDP的拉动能力越低，政府负债率越高。通过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改善，有助于提升经济配置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与会专家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释放经济增长动能，需要促进人口等要素自由流动，提升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总体上，在生产要素积累方面，应促使劳动力流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土地供应、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要与人口流动方向一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投资，提高投资回报率。同时，应加强教育投入，加快人力资源累积速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具体地，一是应加快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并创造条件允许宅基地向外流转，同时加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对农民来说，宅基地通常作为其最后的安全保障。通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可以释放这部分农村土地和经济增长潜力，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通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
一方面，中国资源配置结构正在发生改变，过去推行城镇化是潮流，现在疏解城市功能逐渐成为趋势。建议允许城市居民在农村建房，那么核心城市周边30-50公里范围内很有可能像欧美一样建成更环保、更现代化的小镇。
另一方面，要妥善解决农民进城后住房、公共服务等问题，特别是教育、户籍制度相配套，释放农民需求潜力，且更稳定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也有利于他们打磨技术、提高生产率。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能够促进房地产、基建和服务业的发展，释放巨大的增长潜能。
但多数专家也表示，政策设计除了考虑经济效率外，仍需平衡好各方面成本，综合考虑人口聚集后的教育、城市可容纳度等资源匹配、区域战略发展等各方面体制机制问题。
参考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时，政策设计要考虑到中国二元治理结构、人口众多等特殊国情，相关问题应妥善处理和实现平稳过渡。
其一，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将长期并存，两者各有其效果、需要并用，在不同时间采用不同结构。在体制性扭曲的差值度量上需要进一步研究，体制改革还有余地。
其二，都市圈和城市群建设与乡村振兴应该并举。中国现代化进程区别于世界其他国家最重要的特点是，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未来还可能达到16亿人口高峰。这意味着，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80%，仍将会有约3亿人口居住在农村。同时，我国现在有大量居住在农村但未必从事农业的农民，“两栖性”也将是未来30-50年长期存在的状态，即农民在农村有土地和宅基地，同时仍在城市买房。因此，农村也需要有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等条件。
监制：卜海森 李俊虎